在南来盛六十多年时光里，昆明人以走进南来盛喝杯咖啡为荣
炭烧咖啡，大杯，要热的。无糖加奶。
在获得诸多奖项的《与虫在野》之后，著名女作家半夏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悬铃木咖啡馆》。
昆明是怎样一座城？半夏说，是开车出城，所有的方向都不会令人失望的一座城市。
这一次，半夏要讲点故事，昆明市井人物的故事，这座名城的掌故和历史。
《悬铃木咖啡馆》甫一问世，书名便被书中的原型人物抢注了。
这是一部具体的书，一部很有特点的书。
很昆明。因为《悬铃木咖啡馆》，就是一本昆明女作家观察昆明这座城市和昆明人的书。其中的《腔调》《旧案》等篇章，都是独立的故事，这些各个历史时间到当下里发生的昆明故事，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神秘感，也增添了城市的复杂性和深度。
很植物。1980年代上大学时学的生物系的半夏，对植物和昆明的爱好也贯穿在她的写作生涯之中。之前的《心上虫草》、《看花是种世界观》、《与虫在野》是一个花草虫的世界，这一次，半夏书中的大自然的主角，是悬铃木。悬铃木，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法国梧桐树。
在很多城市，包括杭州、上海等都市，悬铃木都是都市的人们印象中美好的行道树景观。
《悬铃木咖啡馆》有人物插图，是漫画特点，每一篇章的主要角色都画了，我看见你的后记里特别提到这位插画者，很牛的一个中国漫画家？
很风俗。《悬铃木咖啡馆》书中插页的人物漫画，给这本书增添了更多的市井风俗感。书稿完成后，半夏请世界著名漫画家李昆武先生画人物插图，他是半夏的同事和朋友。
李昆武先生早年代表作有《漫画云南十八怪》，风格幽默，广为流传。他的作品获得过中国漫画金奖，更凭借《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漫画三部曲，入围“漫画奥斯卡”法国昂古莱姆大奖，同时荣膺法国圣马洛图书展“最受读者欢迎奖”和“历史会晤”文化节最佳历史类漫画大奖，是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漫画家。米其林（）公司和路易威登（LOUIS ）公司还分别出版了他的画集。李昆武先生的小说人物画像插图，也给这本书增色不少。
长篇小说的创作，对很多作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夏在书的最后提到，她的这个长篇从2014年初稿，出书前共改了八稿，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的时光，作为写作者，是什么困扰了她，或者需要不停改动呢？
“2014年写完初稿后，我的身体真的是掏空了，所以我想彻底放空自己，就像土地那样得抛抛荒，身体也很糟糕了。很偶然的，我开始了手机拍虫的生活方式，越走越远，跟虫子玩起来，在自媒体上写虫子观察日志，乐此不疲，拍到一只不认识的虫就很开心，回家就分类研究虫虫。2018年，我跟广西师大出版社同时签订两本书的合同。策划人后来问我先出哪本，因为刚出了个长篇小说《铅灰暗红》，不想接着又出一本小说，加上我采访中国著名博物学家刘华杰时对博物生存理念有了深刻的认识，觉察到中国博物学复兴的春天到了，我决定先出虫书。2019年出了《与虫在野》，没想到反响会那么热烈，还得了不少奖。隔了两年来出《悬铃木咖啡馆》恰恰好，从2014年到付梓之前一直在修订。不断修订就是对世界对人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六七年的时间里，时间宽时，总会调了稿子来读一读，打磨一下，让它更加逼向心目中的‘悬铃木咖啡馆’”。半夏自述这7年来的写作进程。
无论是写花草虫木，还是写人，写城市，对作家来说，都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必然，也是一种见证的过程。
从花、草、虫，到悬铃木
钱江晚报：记得你说《悬铃木咖啡馆》的原名叫《熙来攘往》，从这个到《悬铃木咖啡馆》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过程？
半夏： 是这样的，这个小说在我开始写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叫《熙来攘往》，我把虚构中的悬铃木咖啡馆当成一个大镜像，用它来装十个女人的故事，这十个女人都会在这个悬铃木咖啡馆出没。然后让一个女作家在这听她们的故事，观察她们的人生。当然这个咖啡馆的老板也应该是一个美人，嗯，这个美人她不是十个女人之间的一个，她只是一个穿梭来去的缝补者，是串起这十个女人故事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个习惯在咖啡馆一个角落里边写作的作家完全充当一个视点视角。真正写起来，我删去了几个女人的故事，因为我有心要为我的城写的这本书，每一个人物故事若不具有一点独异性就没多大意思了。我于是决定用上几个男人的故事取而代之，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出版之前，编辑突然说：要不改个书名？改为《悬铃木咖啡馆》可能更适合这本书的氛围和叙事基调。我一听简直是高兴得要蹦起来，其实我也一直很苦恼，《熙来攘往》比起我曾经的《与虫在野》《看花是一种世界观》《铅灰暗红》《忘川之花》《心上虫草》等太没感觉了，但我不敢提改名这事，书稿已进入出版后，担心一动百摇。我以往的书名里很奇怪地都有花、草、虫这些字眼儿，仿佛是天注定，这一改喜出望外。这个”悬铃木咖啡馆”的书名正是我心里想要的那种名字，它有一种形象的场域感，一种氛围，一种文艺的气息，一种神秘性！真是庆幸，书名改了，一本书的命运也跟着改了。
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在此宴请胡适
沈从文
钱江晚报：你的作品，地点一般主要是在昆明这个西南都市，我们知道昆明有它的地理上的复杂性，从你之前的长篇小说《忘川之花》到《悬铃木咖啡馆》，时间变了，从民国到了现代，当下，地点仍然是这个昆明，我一看到阮姓越南女人就会想到《忘川之花》，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空之后，你能说说这些你笔下的昆明人物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半夏：你注意到我所写人物的身份特殊性，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由东往西与三个东南亚国家接壤。我在《忘川之花》里写到一个缅甸女人，“我的缅籍奶奶”，在这个《悬铃木咖啡馆》里边提到过一个姓阮的越南籍女子开的咖啡馆，这个与我生长在云南有些关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个人是有原型的，一九一〇年，滇越铁路从越南河内铺到昆明，似乎从那时候起，昆明的传奇多起来了。那条铁路迄今还在用，昆明的传奇也还在流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昆明城里的金碧路是一条繁华的街道，它掩映在悬铃木的绿荫里，英美烟草公司、巴黎百货公司、美国美孚公司、俄罗斯面包店的招牌晃人眼睛，可谓熙来攘往。金碧路上一个穿奥黛的时尚的越南籍女子在此开了家西餐厅，她叫阮民宣，出身越南望族。阮氏的丈夫冯裕炎时任滇越铁路昆明站站长，广东人。滇越铁路的开通引来了好多南洋的中国侨民，那些人都爱喝咖啡，在丈夫的鼓动下，阮民宣下金碧路上一幢两层楼的法式建筑临街铺面，经营起这个原来叫“新越”后来叫“南来盛”的咖啡馆。在南来盛六十多年时光里，昆明人以走进南来盛喝杯咖啡为荣。昆明的老辈人还记得：“南来盛”一楼有两盏水晶吊灯和一个吊扇，老式火车车厢座椅一样的长椅条桌，最合适朋友或情侣对坐，情调诗意浪漫；二楼为雅座，临街的大窗户像画框一样框住了窗外悬铃木四季变化着的枝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阮民宣的西餐厅招了一位叫胡光的越南籍面包师，她何曾想到，这个面包师竟然是未来新越南的领导者，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只要来昆明就会招呼那些从南洋回祖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朋友们：走，到新越（南来盛）喝咖啡！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在此宴请胡适。周恩来到昆明也来此会见比自己年长的老友胡志明……
二十世纪末我在云南日报社《大观周刊》当编辑时曾编发过一篇回忆南来盛的文章。已移居香港的阮民宣的儿媳（抱歉，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回昆明时看到那篇文章，特地来编辑部找到我，说要给我讲南来盛的故事。我把她请到家里，整整一个下午听她细细说来，其中一些细节写在本书的第一个篇章《清秋》里了。我隐约觉到南来盛咖啡馆是昆明城的一个观察“据点”，我从那个短篇小说开始，便虚构出“悬铃木咖啡馆”这样一个场域，来装下我写的这些故事。我先用滇西老家的山水时空装下了家族式传记《忘川之花》，那本书写远征军抗战背景下的日常人生爱恨情仇，后来又以我的出生地为背景写了一份岁月的证词《铅灰暗红》，现在我为生活于其间三十七年的昆明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悬铃木咖啡馆》。
钱江晚报：我有点迷惑，你后记里写了一百年前的咖啡馆，但其实小说中它并不重要。
半夏：是的，我初稿时写了的，文中没有再提及新越什么的，但字数限制。最早叫新越，后来叫南来顺，解放后公私合营后才叫的“南来盛”，在我的小说里它叫“南越咖啡馆”，后记写的是史实，小说里就有所变通。
钱江晚报：还是谈谈昆明这座城市吧，你写的似乎也是生活在昆明的都市中产阶级男女，他们身上的现代的“昆明性”是什么？
半夏：昆明人从来都很温和甚至可以用温吞来形容，昆明人不排外，所以昆明是一座可以拿来分享的城，分享它的好天气，分享它的好食材，分享它的一切。所以这些年昆明城的外省人多了起来，我自己打车时，常会遇到北方口音的人在开车，好在有导航，不熟悉昆明城，导航会让外省籍的司机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我妈妈在她住的那个小区处得最好的邻居是几个台湾人，他们去年回去过年后，到现在回不来，我妈妈还常跟他们微信上互发视频，说说海鸥飞来了，又飞走了的消息，樱花谢了蓝楹花开了的花信。
书中漫画人物之一
你说的昆明都市中产阶级男女身上的现代昆明性？我认为，是享受人生的美好，节假日当“昆虫”，开车去山水好的地方发发呆，云南全省处处有好的自然环境，开车出城，所有的方向都不会令人失望。今年世界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将在昆明召开，昆明人似乎一下子有处在世界潮头的感觉，哈哈，昆明还是一座二线三线之间的小城，但城市也在摊大饼。
昆明有普洱茶的生活也有咖啡的生活
钱江晚报：一说云南，人们可能马上想到的是茶，比如普洱茶，我知道你个人是普洱茶爱好者，在书中凡一提到茶，即娓娓道来，让我有种感觉，事实上，作家本人的“茶馆自信”似乎比“咖啡馆自信”强多了，也从容得多，那为什么偏让咖啡馆成为展现昆明的主角呢？
半夏：昆明的小资生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没有中断并得以续延下来，与一百多年前滇越铁路铺就，下过南洋的生意人们回溯到昆明城有关，甚至直接与阮氏开在金碧路上的咖啡馆和面包店大有关系，它的得以存在与它的历史背景一定有关。茶桌边喝茶一向是国人传统作派，茶桌边自然也有人物、有故事，这是贾老师的《暂座》里所选的场域，而我选中昆明城里的咖啡馆，是因为在普洱倾城前，南来盛咖啡馆存在的独异性在我们这座城来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到现在我还幻想着阮氏的后人再在昆明城里重开“南来盛”咖啡馆，正如我在这本书里写的，昆明的历史有如一株有生命的藤蔓，它的卷须在“悬铃木咖啡馆”里缠绕。一座城的历史是各种人、物、事瓜瓜葛葛的纠缠及绵延不绝。
钱江晚报：悬铃木+咖啡馆，这两个意象，或者说符号，都指向某种曾经的都市时尚，比如20年前最流行的一个词“小资”，书中在悬铃木咖啡馆贯穿始终的几个人物，比如“我”，也就是作家紫苏、还有咖啡馆女主人章小秋，似乎都是这样的人物，我有一个问题，当年的小资在20之后，她们有没有发生蜕变呢，咖啡馆写作、西餐等等生活方式，是否是她们必须坚持的生活？
半夏：悬铃木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法国梧桐，在上海、南京、云南昆明，这种引进的植物成为普通常见的行道树，昆明曾经的金碧路，法国梧桐繁盛的枝叶在盛夏遮天蔽日，形成一个树荫的长廊。我虚构的“悬铃木咖啡馆”在垂直于金碧路的新同仁街上，这条街的建筑样式是广州老街上的骑楼样式，地处昆明的城中心。一百多年前，滇越铁路修好后，下南洋做生意的广东人从南洋来到四季如春的昆明。他们带来洋派开化的生活，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来。昆明城里最早的小资们是在老“南来盛”火车包厢式的卡座里喝着咖啡吃着法式硬壳面包的，绝不是这二十年来的“普洱倾城”——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个喝普洱茶的茶台，但云南人咖啡也是喝着的。因为在中国，云南除了产普洱茶也是一个产优良咖啡豆的地方。你指的小说里的章小秋这个人物原型，她现在没开咖啡馆了，但她从事着咖啡的大宗生意，她的咖啡豆品牌是资深咖啡爱好者们所喜欢的。昆明比起北上广，比起你们杭州来是一座悠闲散慢的城市，这里的生活节奏慢半拍，从前那些过去在南来盛呆过的小资，也就是在悬铃木咖啡馆呆过的小资，现在也依然保持着小资的有仪式感的生活。
一个人物角色来来去去的过场
钱江晚报：“一个女作家在咖啡馆”，这样的一种文学安排，让我们想起波伏娃的咖啡馆，还有你书中写到的杜拉斯等“咖啡派”女作家，作为一名女作家，你是以这种方式向这些前辈著名女作家致敬吗？
半夏：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可能是的。我所受的教育让我成为我自己。冥冥中可能是一种我没觉察的、潜意识里的一种致敬吧。
书中漫画人物之二
钱江晚报：这个小说与其说是长篇，也可以说是由在咖啡馆观察生活、写别人故事的作家紫苏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局里，这个局，就是悬铃木咖啡馆，这样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人物之间没有必然相关的逻辑线，比较松散而并不紧密相关，记得这个写作方法你在《铅灰暗红》里用小女孩“我”的视角使用过，串起了整个大厂人物的各种故事，当时构思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写许多个独立的故事，而不是重点写一两个主角人物呢？
半夏：你说的太对了，我的《铅灰暗红》也是这种结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开始写小说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我就有很“发岔”的习惯，我开始文学写作时就尝试长篇小说的架构，在写过几个有主线的长篇小说后，发现这样的写作老觉得有些单薄。后来读到了韩少功老师的《马桥词典》，对马桥那个地方的建构，可以这样“零散”地写，围绕着“马桥”那个地方的所有物事写，写出来就是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整体了，却又有着丰饶的细部，它们或牵连瓜葛却也是独立的。《铅灰暗红》我作了尝试，被广大读者普遍认为我为一座大厂矿立了个传，我个人对矿上那些物事人的个体记忆唤起了有过大厂矿生活经历的读者们集体的记忆。这次我又用了这样既散点而又有“我”自由穿梭来去的结构模式，我写了一条街的故事。我在这本书的“引子”部分这样写到：这条街的故事就像经年累月戴在手腕上起了包浆的一串珠链，有一天绳断珠散，散乱一地的珠子，埋头捡拾，却再也找不回全部，只好把散珠拢在一起，却没有了从前的顺序和串在一起时那一个挨着一个的亲昵和依恋。这样写的好处我个人认为是，不局限，视点开阔，层次丰富。
钱江晚报：这个“悬铃木咖啡馆”让我想起你刚才说到的贾平凹《暂坐》里的茶馆，茶馆，咖啡馆，还有比如从前某个太太家的客厅、沙龙，都是作为叙事中心的，那么它只是一个容器，还是真正的主角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还是这个咖啡馆？
半夏：一个小说的主角，我认为还是人，而不是故事发生的环境，不是空间。悬铃木咖啡馆只是一个横向的时间和一个纵深向的三维空间，一个人物角色来来去去的过场。时代背景、人物故事才是这个小说的主角，我总是有要为一个地方立个小传的企图，是否做到，读者们会告诉我。我这次只是挑中了昆明这座城的中心地带的一条金碧路的过去和新旧同仁街作为故事的载体。
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多只是免力维系
钱江晚报：小说里有一些女性视角，比如女性的寂寞，孤独，对男性的追求等等，似乎女性人物受感情和欲望困扰的颇多，是她们自身无法突破的一个困境？
半夏
半夏：你说的“女性人物受感情和欲望困扰的颇多”这句话，我从另一个方向理解，女人们爱倾诉，而且爱打开心扉，这就显得她们好像总是有很多感情和欲望困扰这类事，其实在男人们那里也都有，但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像女人这样找朋友说出来。女人多会找排解渠道。所以你后面说的“是她们自身无法突破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人人都有，男女都有，仅只是说与不说而已。
钱江晚报：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女性人物的感情戏的，这些人物，生活中都有一些原型？
半夏：这本书里我所写的男男女女都有原型，无须讳言，但请勿对号入座。不过，很多故事都只是耳边听到的一句话，我就开始调用我的想像和阅历开始虚构了，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果子的内核，我只要为其找到香甜的汁和肉，丰满它就可能让它成为一个可口的果子，比如《自欺》那篇，我在一个餐桌上听见一人说，她有个朋友有两个手机，她用其中的一个手机给另一个手机发短信，以她老公的口吻说些甜言蜜语，然后不时地调出她老公的“话”秀给别人看，不用再往下听，我就可以把这个故事“丰满”了。
钱江晚报：你觉得从你早年的长篇小说《潦草的痛》到《悬铃木咖啡馆》，你笔下的女性人物成长了吗？
半夏：当然，成长了，作为创作者的我对这个人间世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从写《潦草的痛》的三十多岁熬成了如今的五十多岁年纪。阅世深一点，人物的塑造附着力都更符合生活内在的逻辑了，人物事件的叙述结实感增强了，我从这几天读者朋友们读后反馈里，也间接获得了一些证实。
钱江晚报：你也写到了中年女性在身心上的困顿，比如《自欺》中那个自己给自己发私信的寂寞女子戴霏，还有《旋涡》中爱上有妇之夫又生下私生子，后来又想要回孩子的陶锦佳等等，你又是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的？
半夏：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多只是免力维系，勇于结束旧生活开始新生活的男女最终多半又重陷泥潭，于是就集体意识到——能维系就且维系着吧，也就是且行且珍惜那样了。
说点题外话，当下中国的中年女性很注意自我修为，中年男人们远不及女人们对生活有情有意。
做些无用而美好的事
钱江晚报：有一些作家喜欢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有些作家喜欢作各种尝试，你多年来的写作，我们看到了某种宽阔性，之前《与虫在野》得了各种奖，然后你马上又回到了小说创作中，在其中不同领域穿梭，你有什么感受？
半夏：穿梭来去，互为休息场所。写小说时是“在家”，精神累，身体相对得以休息。博物生存时是“在野”，身体疲惫，但心灵精神是最放松的，做些无用而美好的事。我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和节奏。
钱江晚报：为什么在扉页上引用的是莫迪亚诺的这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许多事情讳莫如深，必须三缄其口。我们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这句话是这个长篇小说跟读者沟通、对谈的真正通道吗？
半夏：这句话是2014年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里》的一句话，放在书的扉页，正是你说的，这是我的长篇小说《悬铃木咖啡馆》跟读者沟通对谈的真正通道，你一语中的。我特喜欢《青春咖啡馆》这本薄薄的小书。小说写了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有一家名叫孔岱的咖啡馆。它像一块巨型磁铁一样，吸引着一群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这群客人之中，有一个名叫露姬的二十二岁女子特别引人注目。有一天她从咖啡馆消失了（我记得是自杀了），于是她的迷人光芒之后隐藏着什么秘密？故事围绕着这名年轻女子的失踪展开。四个叙述者都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读者娓娓讲述露姬的短暂人生经历。我曾经在博客上写过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名好像叫《悬而未决的生活》。《悬铃木咖啡馆》之“悬”，似乎与这个悬而未决之“悬”有某种关联。
钱江晚报：说说你目前的生活、阅读和写作状态？
半夏：去年，我提前一年结束工作。原因多半是这两年身体的耗损严重，我必须停下来，过一种从容的生活，既然是提前一年退，我想把这一年用来纯玩。不曾想却比上班时更忙乱。我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我关注外来物种入侵事件，曾对云南两大湖泊被福寿螺入侵危害的事件发声，没想到竟然导致全国媒体的关注，使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又因为《与虫在野》这本书的热销，受到各种中小学校的邀请，经常进校做一些公益读书活动，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一块花费了不少精力，阅读及写作受到影响，今年过去三分之一时间了，我没写什么新东西，而阅读方面我多在读一些有关博物学的作品。目前的生活目标就是调养好身体，争取今年秋天跟同学们去新疆走走看看——反正写作是一生的事情。
（转自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悬铃木咖啡馆
